口述者：刘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

采访记者：朱自奋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刘轶在做这档“口述实录”栏目时，感触最深的是相互帮助的邻居们，他用了一个词：“团结。”

我们家住在浦西的长宁区。这次疫情发生前期，长宁区还不算太严重，我们的基本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不过，从3月中下旬开始，就收到一些住在浦东的朋友们小区发现阳性病例的消息。等政府公布了浦东和浦西分开封闭管理的通知，当时我还没有觉得会太严重，觉得可能只是暂时管控，大概最多三五天吧。

封闭管理之前，我们街道还比较正常，大家都还可以到附近的超市买东西。封控消息出来后，我们家附近有几个进口商品超市，忽然间人满为患，大家都抢购各种东西。我看到那几天超市里面都是人，还有很多外国人，都在买东西，平时满满当当的货架，一些大家平时不要买的东西，居然也被抢购空了。

看到这情形，我太太觉得也要囤点东西了。她开始和别人一起买各种食品，还有很多方便面。我当时还嘲笑她。现在看来，还是女性当家比较靠谱，要不是她当时多囤了些食品和日常用品，我们一家吃的、用的，生活确实要出问题。

大概在3月29日，我们散步去超市买东西，买了几包方便面、饼干、速冻素鸡，我本来还想在进口超市买一袋咖啡，但发现老板涨价涨得很厉害，原来三十多块钱的咖啡，将近翻了一倍的价钱，想了想，没有买。上午到菜场买菜，原来一点都不紧张的肉、蛋、蔬菜，都很紧俏了。我买了一袋菜结，平时最多七八块钱的，现在居然要二十多块钱。不过菜总归要的，只得买了。

到了31日，好像抢购的人更加多了，连水果店也排队了。平时七块八一斤的苹果，这个时候卖到了十二块八。大部分买的人价钱都不看，抢着往袋子里装。

4月1日，浦西正式封控。我们都待在家里不出门了。家里的小孩子因为学校早就开始上网课，所以在学习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和太太还算适应安静的，我们待在家里，看看书，或者看电视，或者上上网，刚开始的几天也还可以。

随着时间一长，尤其是5日之后，还需要继续封控，大家都有些紧张起来。我们家里的食品存货也不是很多了。这个时候开始有意识地对食品和日用品节约使用了。越到后面，大家越感到物资的紧缺。一开始大家都在网上抢购，但经常是抢不到。太太有几次凌晨或者早上6点在网上抢购，也没有成功。我们小区组成了好几个购物微信群，但往往是组团成功了，东西没有了；或者干脆没有组成团。

我们小区有几户是外国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在业主群里发声，大家也不知道他们在群里。大概在封控后的一个星期左右吧，忽然有外国住户用英文问，怎么才能买到吃的，他们吃的东西快没有了。这时候大家才知道还有外国住户同样需要团购。群里有不少热心的志愿者回复他怎么组团买东西。后来组群团购的时候，“团长”总会记得带着他们一起参加，每次都有志愿者先把团购信息译成英文，然后再把外国住户的需求翻译给“团长”。不过团购也常常靠不住，经常因为发货问题被退款。昨天在群里，有邻居发信息，说他不吃牛奶和意大利面，可以送给别人。群里有人建议可以给一家外国住户，他们好像比较需要。于是邻居就把牛奶和意大利面放到了楼道口，有人把这个信息翻译了，外国住户看到信息后自己去取了。

我们小区是小型社区，大部分是上海本地人。邻居们比较团结，这段时间互相帮助比较多，尤其是年轻人，积极在楼栋组群，提供各种互助信息。经常有人在群里说，我这里还有什么什么，谁需要说一声。有时候标明是赠送，有时候标明是互换，希望用什么东西换别的什么东西。

我们楼上有一家正在装修，几个装修工人说巧不巧地就被封闭在小区里面了。他们以为过两天就解封了，也没有囤吃的，后来几天越来越支持不住了。刚开始大家不知道，知道以后，楼群里面有人赶快送了大米和菜给他们，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除了吃的、用的，还有就是看病的问题。封控以后，看病比较麻烦，买药也比较麻烦。我要吃高血压的药，本来药已经不够了，在封控期间想在互联网医院上配药，但没想到其中一个医院因为我两个月没有去配过药，就不能网上配药了；另一个常去的中心医院，又没有网上配药的功能。我只好想办法从网上买了药，请人送过来。但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就面临着药不够、配不到药的情况。还有一个怀孕的女同事，已经好几次产检没法去做了。幸好她的预产期是五月份。

其间我们收到过政府发的两次食品，有胡萝卜、洋葱、土豆、西蓝花、卷心菜、意大利面、蒜香排骨、虾滑、牛奶等，还有两盒连花清瘟胶囊。听说周边社区有的还发了带鱼。大家都在朋友圈晒政府发的东西，似乎暗中还有互相攀比的意思，也算是苦中作乐。

封控到现在，日本的、韩国的朋友都发信息来安慰，说看到上海封控期间的各种困难，问我还好吧。我只能说，幸好我们的小区封控得比较晚，目前还可以。希望疫情能早点结束。

作者：刘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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