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进藏的艰难经历，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率领10万军民征服天险， 用7个月零4天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他长眠在昆仑山上，因为这是他一生最后的心愿。

走在青藏线上，他的名字总是不断地被提起。他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格尔木的奠基人”。每当格尔木人民提起他的名字时，脸上写满了骄傲和敬佩。青藏高原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印记，他就是慕生忠将军。

进藏艰险萌生修路设想

慕生忠1910年出生在陕北省吴堡县。1930年，慕生忠参加陕北红军，先后担任陕北红军5支队政委、红5团政委、红25纵队政委等职务。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延安以东地区作战司令员、第九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慕生忠担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委，西藏运输总队政委，西藏工委工交部长，兼青藏铁路工程局局长、党委书记。1955年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甘肃省交通厅副厅长，甘肃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

慕生忠

慕生忠的名字是一个传奇，在将星闪耀的军事志中，慕生忠将军不仅有着辉煌的战绩，他的名字和举世瞩目的青藏公路紧紧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慕生忠两次骑马进藏。第一次是1951年，以范明为司令员、慕生忠为政委的“十八军独立支队”奉命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第二次是1953年春天，他再次奉命组织进藏运输总队，率领驼工2500余人及1.7万多峰骆驼，执行紧急运粮任务。

这两次进藏所经之地，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艰苦的地区之一。沿途经过浩瀚的戈壁、湍急的江河、无垠的沼泽、矗立的雪峰，气候严寒，空气稀薄。两次入藏之艰难让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萌生了“要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修筑一条现代公路”的设想。

1953年10月，慕生忠派人赶着一辆胶轮马车，翻越昆仑山、风火山、唐古拉山，向藏北重镇黑河（那曲）探路。这年年底，经过50多天的奋战，探路人员从900公里外的黑河发来电报，说他们已经胜利完成探路计划。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使慕生忠兴奋异常。胶轮马车能通过，这说明在世界屋脊上是可以修筑公路的。

1954年2月，彭德怀刚从朝鲜战场归来，慕生忠立即登门，把修筑青藏公路的设想作了汇报。他的设想得到彭德怀的支持。

几天后，中央同意先修青藏公路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拨款30万元作为修路经费，并调派了10名工兵、10辆十轮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等物资。

修路难

格尔木是青藏公路的起点。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民工组成的筑路大军来到格尔木河畔的这片荒原上，开始了艰难的筑路进程。筑路大军分为6队，每人配备一把铁锹、一把十字镐，从格尔木向世界屋脊进发了。

慕生忠后来把修筑青藏公路的战略指导思想总结为4个字：一气呵成。慕生忠要求，具体实施必须以军事指挥和军事行动为保证。他将全线分为几个大段，大段又划成小段，各队按指定地段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不久，筑路大军在距格尔木73公里处的那神河畔停住了。峡谷很深，谷底水流湍急，浪涛汹涌，令人不寒而栗。然而这里是进藏的咽喉，必须架桥。

3天之后，依靠几根粗圆木，青藏公路上架起了第一座桥梁。10辆满载着面粉的大卡车停在桥头准备试车。筑路队里唯一的工程师邓郁清担心出事，坐进了第一辆车的驾驶室。不料慕生忠把邓郁清从驾驶室里拉了下来，自己跳到车上，对他说：“这桥是你造的，你不指挥谁指挥？你给我过去，站那头指挥。”10辆大卡车终于顺利通过桥梁。邓郁清对慕生忠说：“政委，您的心意我理解，可您是一军主帅，您亲自试车太危险了。”慕生忠则说：“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万一你有个闪失，再没有第二人了……”慕生忠给这座桥取名为“天涯桥”。1956年陈毅进藏时路过这里，将“天涯桥”更名为“昆仑桥”。

邓郁清曾这样评价慕生忠：“慕生忠不懂修路，但善于集中大家正确的意见，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慕生忠后来回忆说：“那时修路，不分军民，不分职务，都得干活。十八磅铁锤，每人一次抡80下，我也不例外。修桥时，干部和民工一起跳进水里打桥桩。见面握手，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不是好干部。”

慕生忠指挥大家边修路边通车，以英雄的气势、战士的豪情，征服了昆仑天险。1954年7月30日，公路修到了可可西里。仅用79天，筑路大军就修通了300公里公路。这一胜利使慕生忠和筑路勇士备受鼓舞。

1954年11月11日，青藏公路修到了藏北重镇黑河（那曲）。12月15日，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辆大卡车，跨越当雄草原，穿过羊八井石峡，直抵青藏公路终点拉萨。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1200公里，仅用了7个月零4天的时间全线打通，这在中国筑路史上是个创举，在世界公路史上也是罕见的。

65年前，青藏公路建成通车，天堑变通途，神秘的雪域高原向世人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结束了西藏运输靠人背畜驮的历史，开启了西藏迈向现代文明的新征程。65年来，青藏公路就像是吉祥的“哈达”飘扬在高原大地，国家支援西藏建设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世界屋脊”，西藏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

一个人与一座城

“我的帐篷扎到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我们不走了，我们要做格尔木的第一代人。我们喜欢城市，更喜欢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城市，我们要在这里建一座花园般的城市，我们要在青藏高原开辟一条通往西藏，北连甘肃、新疆的平坦大道。”一代又一代格尔木人铭记着慕生忠将军的话，它被人们看作柴达木精神的源泉。

格尔木位于柴达木盆地的茫茫戈壁深处，它是一个古老的名字，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河流密集的地方，也许在柴达木几千年的人类活动史中，格尔木曾经水量丰沛、牧草肥美，游牧民族便逐水草而来到了这里，于是在蒙古族牧民的口耳相传之下，格尔木这个名称模模糊糊地标注在了地图上。

但格尔木作为一座城市出现在我国的版图上，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可以说，没有青藏公路，就没有现代城市格尔木。

1954年2月，慕生忠将军率队到达格尔木后，随行人员面对无际的野草、芦苇、沙柳和隐流其中的杂乱河道不禁问道：“格尔木在哪里？”面对大家的犹豫，将军不仅豪迈地表达了自己扎根柴达木，开山辟地修公路的雄壮情怀，而且身体力行带领筑路大军仅用7个月零4天就将公路从格尔木修到拉萨。

1955年，青藏公路管理局在格尔木成立。慕生忠被任命为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青海省委常委、柴达木工委常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青藏公路运输指挥部总指挥。

1956年，慕生忠带领大家打土坯、烧青砖，在格尔木建起了一座二层小楼房，作为青藏公路管理局的办公用房。小楼上下各有三四间，楼梯建在外面，青砖白灰墙，十分简陋，但它却是格尔木当时最早的一座楼房，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将军楼”。据说当年站在将军楼的楼顶，格尔木全城便一览无余。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由几顶帐篷起家的格尔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高原小城。如今，格尔木早已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之间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也逐步发展成青藏高原上继西宁、拉萨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将军楼这座见证格尔木当代历程的功勋楼，已经淹没在了高耸林立的建筑物中，在将军楼里面，慕生忠的半身塑像静静肃立。将军的神情似乎还沉浸在65年前为开通青藏公路，为建设格尔木浴血奋战的情形中。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是在青藏高原上的荒漠冰川冻土间度过，我思念这里的一山一水。”——慕生忠。修路时，慕生忠曾在铁锹把上刻下“慕生忠之墓”。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冲着拉萨的方向。1994年10月19日，84岁的慕生忠将军在兰州病逝，遵照他的遗愿，子女们把他的骨灰撒向莽莽昆仑。

短评

“两路精神”激励新时代新作为

在财力匮乏、技术短缺、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慕生忠将军带领10万军民，靠铁锹、钢钎等极为简陋的工具，仅用7个月零4天的时间，在“生命禁区”打通了格尔木至拉萨的公路运输线，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这支筑路大军让青藏公路穿越了25座高原雪山，在当时创造了用最快速度、最低成本修建世界上海拔最高公路的奇迹。青藏公路修通那天，待喜悦散去，余下的还有悲凉，当初进藏的修路人，剩下的已不足三分之二；因为条件有限，所有倒下的修路人都就近埋在了青藏公路边。他们用英勇无畏、舍我其谁的行动，忠实践行并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青山巍巍，英雄不朽；江河不言，精神流芳！新时代，新作为，交通人将继续坚持发扬和继承“两路”精神，无愧于人民的重托，书写无愧于历史的交通运输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