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叶昊鸣、呼涛、康锦谦

从原始森林到沿海腹地，从山川峡谷到悬崖峭壁，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们处处繁衍生息。环境多变，情况复杂，由此也要求发生灾难时，我国能够因地制宜采取应对措施。在应急救援体系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中，航空应急救援正逐渐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快速的反应能力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通达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钢铁神鹰”显身手

“庙子坪村附近的林子着火了！”

1月7日下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值班人员接到了子耳乡瞭望台的起火电话报告。起火点位于高山松和高山栎混交林和草原处，时值隆冬，天干物燥，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火情就是命令。在应急管理部的统筹调度下，南方航空护林总站西昌航站两架K-32直升机接到调度命令腾空起飞，飞驰火场，在另一架H-125指挥机的火场侦查配合下，对东、西两处悬崖峭壁上的烟点进行吊桶灭火作业，先后洒水23桶，约47.5吨，在熊熊火海中成功开辟出一条空中抢险救援通道。

与此同时，地面救援部队在直升机的配合下进入火场开展扑救工作。地空协同，高效作业，迅速形成“无缝式”的扑火格局。经过5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这场位于高海拔地区、救援地形复杂、救援难度较大的森林火灾被成功扑灭。

此次甘孜州的航空应急救援彰显了森林航空消防2019年首战告捷的气魄。而这种通过运用航空应急救援实现抗灾目标、达到救援目的的做法，早已多次出现在我国应急救援中。

从2008年汶川地震现场空降奇兵，到2018年在“大兴安岭最难扑救的火场”中扑灭火魔，一架架救援飞机在灾区上空盘旋往返，完成一次次救援壮举，也在受灾群众心中化为大显身手的“钢铁神鹰”，护佑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一速度的“空中援手”

民用航空和通用航空作为航空的重要组成力量，凭借大中型客货运飞机、直升机等类型丰富的航空器的各自特点、运载能力、起降要求和环境适应性，已初步具备多方位满足应急救援需求的能力。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中国南方航空在90分钟内就安排好机组和飞机紧急起飞，成为中国民航首批飞赴汶川地震灾区执行救灾任务的航空公司之一，共出动救灾飞机491架次，运送救灾人员11000余人次、救灾物资2165吨，发挥了民航的高效运载能力，全力保障抗震救灾行动。

2017年8月，四川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南航连夜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部署，并与民航局、空管、机场等部门密切协同。南航紧急调配飞机和机组帮助九寨沟游客及时撤离，让经历了地震的旅客能够搭乘飞机快速安全地飞离灾区。

在民航“大飞机”发挥快速运输救援力量并转移受困人员的同时，运送灵活且通达更广的各类通航飞机在应急救援中也功不可没。其中，直升机能够更快速地到达水、陆路等各类复杂作业现场，还可以在空中悬停，实施搜救、紧急医疗救护、物资及人员运输以及空中指挥等任务。这其中，中国航空工业旗下的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应急救援系统，能够根据不同应急救援事件，派出相对应的机型，有助于更好地完成作业，为国家输送并储备专业力量。

让“最后十公里”不再成为“天堑”

机动能力强、响应速度快、救援范围广、受地形条件限制少……正是凭借这些独特的优势，我国航空应急救援队伍在一次次面对复杂多变的救援环境时，依然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抗灾救援任务。

“从大量救援实例来看，航空应急救援所处的‘最后十公里’可能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一次救援行动的实际效果，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休戚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国家层面对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进行总体规划是十分必要的。”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洪宇说。

就目前我国航空应急救援的总体情况而言，尽管经历了多次现场考验，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但从救援力量、规模、应用范围和效率等方面来说，依然离国际先进救援水平以及民众期望有着一定的差距。

除此之外，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技术难点多、安全要求高、保障条件复杂等特点，也是制约我国航空应急救援向更加现代化、高效化方面发展的瓶颈。

“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已建立较为完备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保障制度，配备了较为齐全、先进的救援设备，救援力量分布基本做到满足应急救援需要。”洪宇表示，未来我国还要围绕专业人才培养、技术装备升级、基础设施配套、制度机制建设、法规标准完善等方面加大力度，早日建成国际一流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让“最后十公里”不再成为难以突破的“天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