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精准地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就“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的表述。这个新的论断，关涉国家之未来、深系国民之福祉、立足实践之诉求、凸显理论之精义、回应文化之关切，是理论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深刻反映和生动呈现。

美好生活表达了人存在的目的性与社会性，是哲学与伦理学的重要命题。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具有世界性，是各民族国家普遍的向往、共通的命题；另一方面具有民族性，契合于一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和在此当中形成的文化精神、文化心理。一方面具有超越性，指向了人的丰富和全面；另一方面具有现实性，需要立足于当下历史阶段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基础，以现时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依托。美好生活的提出和围绕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的系统阐释，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呈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具有以下几个理论特征——

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著名论断：“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深刻揭示了人的独特规定性。因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人必须要面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并不断在动态的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趋向全面性。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的历程，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提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对其是什么（内含）、为什么（原理）、怎么办（路径）进行了全面阐述，由此把马克思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判断落实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世界当中，落实到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方略当中。

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或者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本质，就抵达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设定。在马克思那里，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特征的共同体，既是理想的社会形态，也是持续性的历史运动，需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实运动中实现。“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一重要论述的提出，正是马克思上述原理的时代表达、中国表达。同时，报告中“脱真贫、真脱贫”的宣示，“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承诺，“打赢蓝天保卫战”的目标，“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要求，密切地跟踪着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充分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展现了通过社会历史实践寻求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可以说，美好生活内含着马克思“解释世界”的理论逻辑；而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形成的发展方略，则是在践行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逻辑。

彰显中华文化精神

对美好生活这一人类共同的超越性追求，不同伦理学流派有不同的表达，尤其体现在古典时代哲学家的研究理路中。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也是最高的善；伊壁鸠鲁认为快乐包含身体健康和心灵宁静，审慎的生活才能获得宁静、才能获得最高的善；斯多亚学派认为“按照自然生活”、按照理性生活，才能达到幸福。其共同特征是认为，幸福是与理性相一致的，理性内在于美好生活的普遍理想。

中国文化同样传递着对安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尚书·洪范》中有“五福”的记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表达了一种整体性的幸福观。与上述古希腊哲学家对理性强调、对求真求知的强调不同，中国文化受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天下一家的世界观、民胞物与的生命观影响，对美好生活的描述更强调求善求美，强调幸福的整体性和完备性。

比如，强调天人一体。在中国哲学里，天是万物的生命本源，也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对此，儒家道家文献都多有论述，比如《易经》中提出天、地、人三才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的作用在于“成万物”，将人与自然、人与最高道德本体的关系清楚展现出来。

比如，强调德福一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德福一致，认为道德内在于幸福之中，美好生活同时也是道德的生活，因此即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圣人也能“不改其乐”。同时，因为道德带有利他性，这就要求人们不能只注重个人的幸福，个人的美好生活必然融入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发展之中，内圣外王的个人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由此趋于一致。

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文化所表达的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40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这种千百年来的文化表达上升为国家发展的目标，锻造成民族复兴的支点，并逐渐赋予了其更加丰富、更加现代化的内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概括，对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定义，进一步彰显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在推动改革发展的基础上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在强调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同时，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体现了对“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系统性把握，对人民获得感的全面理解，由此也彰显出了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精神。

切中中国社会现实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具有历史性，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把握，更是对中国发展历史逻辑的深刻认知。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早非难题，“落后的社会生产”已成为历史词汇。今天，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当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当代史中极富传奇性的一章，人民对发展的质量、持续性、获得感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应运而生，深刻把握时代特点，精准回应人民诉求：在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前列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不仅需要经济增长，也需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匹配；不仅仅满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呼唤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的统筹，“人的全面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同程。改革开放早期提出的“富口袋”“富脑袋”不再是难题，人民普遍关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带着温度的笔墨强调：“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以切中社会脉搏的准确性指出：“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以庄严的态度承诺：“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一方面在发展指标中体现出人的尺度，一方面力求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自然达成社会财富的累积；一方面擘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蓝图，一方面密切跟踪人民的获得感。由此，将新时代中国意义上的美好生活之现实所指，丰富呈现出来。

作者：刘文嘉（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2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