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沿海港口航标设施还比较薄弱，船舶快到港口时，船员拿着望远镜寻找航标，在漆黑一片的大海上，只能看到一个针头大的亮点在闪。那就是当初的航标。”谈起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沿海航标发展的情况，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原副局长郑和平饱含深情地回忆，“1984年，交通部提出‘让航标灯亮起来’，进而提出了‘使航标成链’的工作目标。经过几代航标人的努力，我国沿海航标灯亮起来之后，不仅数量增加，效能增强了，其他导助航设施也得到了发展，海员的安全感更强了。”

航标亮起来，只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航海保障发展的一个缩影。回顾我国航海保障40年的发展历程，郑和平说，“从初期助导航能力的完善到后来的进一步提升，再到综合服务能力的增强，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并以国家的逐步强大为基本前提的。”

让航标灯亮起来

一个国家港口航标的设置和管理水平，直接体现出这个国家航标管理部门的能力，很多时候甚至代表这个国家的形象，因为外国船舶到达一个国家时，首先看到的往往是航标。郑和平笑着说：“在外行人看来，那也许就是很普通、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对于船舶航行却有很大作用。”

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为适应港口海运业发展的需求，最早发生改变的就是航标。

根据航标发展的需求，我国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的航标技术和设备，陆续优选进口了先进航标器材，安装在沿海干线航道和重要港口水域的重要部位，使沿海航标真正亮起来，有效地保障了国内外船舶在我国海域航行的安全。

“上世纪90年代，我国航标在前期布局完善、基本覆盖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技术提升。”在郑和平看来，我国航标建设进入了“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三大阶段。他介绍：“有关航标运行维护部门和科研生产单位通过消化、吸收、创新，目前我国已经能生产与同类产品具有同等性能和技术指标的各款灯器、雷达应答器等航标设施。一些技术发明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比如研制成功的大型智能化航标旋转灯器。”

新光源、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使航标的可靠性和助导航能力进一步提升。“早期的航标灯用的是笨重的蓄电池和白炽灯泡，后来改用发光二极管、太阳能光电系统。这样既保证了航标的使用寿命、节能环保，又提高了工作效率，还为加装其他助航器材和遥测遥控提供了条件。”郑和平说。

“在测绘方面，引进了海道测量生产数据库。”通过储存汇总数据，无形中就把海道测绘数据进行了综合管理，可以根据需要生产产品。郑和平打了个比方：“以前绘制港口航道图就像做工程图纸，要一幅幅画。现在，依靠数据库，随时就能做出来，而且可以同时绘制不同比例、不同形式的航海和专项服务图纸。”航保服务形式的多样化，为港航生产效率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以前，我们掌握一艘船舶的情况，需要船舶报告。比如，船舶到港口，要先预报什么时候进港，港口、调度和海事等相关部门再进行相关安排。现在，只要船舶装有自动识别系统（AIS），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平台知道来往船舶的航行动态及船舶的基础数据。”郑和平说，AIS的诞生，使船舶航行进入了电子化、信息化时代。“近年来，从船载AIS到岸基AIS台站，船舶数据中心逐步建立，助导航、海道测绘和通信实现融合发展，打造了综合航海保障服务平台，为海上作业和船舶航行提供更加优质和安全的服务。”郑和平说。

工作人员商讨虚拟AIS航标配布方案 。

人民有所需 航保有所应

人民有所需，航保有所应。郑和平回忆：“进入21世纪，随着交通运输部提出方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的号召，航保部门迅速行动，加大了岛屿区、群岛区的航标建设力度，同时，提升了船舶航行要素的收集与管理系统，进一步丰富了港口航道图和相应的航海图书资料，便于公众掌握相应的航海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航保的应急能力迅速提升，参与了许多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扫测。无论是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大规模损失测定，还是内河、大洋的沉船、航空器记录仪搜救，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郑和平骄傲地说：“在国外，没有哪家海道测量机构能随时从事这方面的事情，这是中国特色。”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确保传统航海保障工作的基础上，我国航保部门积极作为，主动与各相关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有关电子导航产品制造商等单位合作，研究开发高品质、快捷化、差异化、定制化的航保服务产品，为海事监管、港航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其中代表性的产品有E航海系统、AIS信息服务平台和电子航海仪器的推广和使用等。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通过发展E航海系统，在船上和岸上，收集、综合、交换、显示和分析航行要素和海事信息，以增强船舶泊位到泊位的全程航行能力，增强相应的海上服务、安全和保安能力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的能力。”郑和平说，“洋山深水港区E航海示范工程，就是航保部门为上海洋山深水港区量身定制的服务产品。”先进的定位、导航和信息服务等技术手段，化解大型船舶操纵和自然天气不良情况下船舶安全航行等技术问题，为往来洋山深水港区的世界各大航运公司提供便利，服务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和安全保障能力。而长江口E航海示范工程，则保障了长江口深水航道边坡水深利用工作的安全有效开展。

“社会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AIS信息服务平台上自行组合查询，了解船舶实位、航速、船名、船舶尺度等相关信息。”郑和平表示，这都归功于2015年2月AIS信息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营并向社会公众公开。“这一平台将船舶AIS数据与船舶登记信息、船员动态信息、船载危险品信息相融合，拓展了传统AIS数据应用。”

“海e行”App。

“电子航海仪器的使用，带动了电子海图的发展。”2006年，中国海事电子海图发布系统建成并开始使用，实现了电子海图网上发布。郑和平介绍，航保部门依托电子海图已经上线App，更方便快捷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比如，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与有关单位联合推出了“海e行智慧版”App，实现了“让电子海图到手机”、电子海图浏览、航线绘制、海上定位及导航等功能，用户能够在线或离线下载电子海图，实时获取定期更新的港口、岛屿、礁石、水深、航标等航海数据，在移动端实现电子海图浏览、下载、航线绘制、导航及航迹查询等功能。

国际航标界迎来首位中国主席

“航保要为中国籍船舶航行到世界各地提供服务，为在中国海域航行的所有船舶服务。”2000年，郑和平任交通部海事局航保处处长，这句话成为了他工作的动力和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从跟踪国际公约、国际标准，到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逐步提高话语权，再到主动作为，用我们的经验影响国际组织相关标准的制修订，中国力量一步步彰显。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郑和平告诉记者：“中国虽然已经恢复了在国际航标协会（IALA）的活动，但在国际航标界还基本听不到中国的声音。直到中国对国际航标协会海上浮标系统‘A’制式的采用，才逐步走上航标业界国际交流的舞台。”

“2006年，第十六届IALA大会在中国上海浦东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时任交通部海事局领导当选IALA理事会主席，这是IALA自成立以来，也是国际航标界迎来的首位中国主席。”在郑和平看来，这次会议意义很大，表明我国航保事业的飞速发展，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国际培训合作也是中国航保“走出去”的一大亮点。2015年以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与IALA合作，至今已举办了6次国际一级航标管理人员培训班。郑和平介绍：“这是国际上唯一一个有实体承载的IALA培训班，在这里，学员除了可以参加专题讲座、案例分析、技术交流，深入学习海事国际公约与标准、综合航海知识、海上导助航设计与管理、海上导助航前沿技术等专题之外，还可以去实训基地开展技术考察与实践培训，学习中国航保发展的经验。”

为国际学员演示模拟航行。

培训班的开办得到了国际航标协会的高度认可，同时也获得了学员的一致好评。郑和平回忆起学员对国际一级航标管理人员培训班的评价说：“学员们认为，这是‘一带一路’各国相互学习、促进合作、交流思想、分享经验的好平台。”

通过开办国际培训班，有效加深了各国航标管理和技术人员对中国多层次海上导助航体系的认识，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行安全保障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郑和平说：“开办培训班，不仅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台，还提供了遵循国际规则开放合作的范例。长期以来航保部门还积极开展航保领域国际多边双边合作，参与了马六甲海峡航行安全的有关合作项目，包括航道测量，印尼海啸后灯塔航标的恢复等；帮助澜沧江—湄公河沿岸国家开展航行安全的项目，把我国在AIS应用中的成型经验，逐步应用到四国通航、信息互通、航行安全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

“北斗的应用，也是我国‘走出去’的重要一步。”郑和平说，“2014年，国际海事组织海事安全委员会在第93和94次会议上，分别通过了船载北斗系统的接收机设备性能标准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航海界可以应用的文件，在程序上完成了我国北斗系统在航海领域应用的相关工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为继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后的第三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服务世界航海用户；今年9月搭载中轨道搜救系统载荷的北斗卫星已经发射升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北斗可以为全球用户提供遇险报警及定位服务，为搜救提供技术支持。”与此同时，国内也开展了北斗沿海地基增强系统的建设，包括改造沿海22座差分台站实现北斗差分信号的播发，以及在沿海建设北斗CORES站等，向广大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服务。

“改革开放40年，航海保障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在践行交通强国、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的进程中，航保人定会作出新的贡献，建立起强大的航海保障能力，不断扩展航海保障的服务领域，为航运产业和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智慧航保服务，真正实现‘让航海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享受到所需的航海保障服务’。”访谈结束时，这位老航保工作者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