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价值观维度观察，如何看待世界格局变化与人类社会治理，价值观的分化给世界带来诸多撕裂困惑。围绕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与新霸权主义、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化、白人至上与种族主义、精英治理间接民主与互联网政治大众参与直接民主、宗教冲突与恐怖袭击、地缘政治与区域危机、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热点话题，发生难以形成共识的尖锐矛盾，事实上是全球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撕裂。在世界变局与全球冲突中，如何缓解与消融文化隔阂？当代中华文化能够并应该发生怎样的作用？如何提升增强当代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些既是学术话题，更是实践话题。

一、当代中华文化建设坐标系定位精准任重道远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世代传承、演化延续的生命基因，是价值认同、思维习性、生活方式、精神愉悦的集中体现，决定了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怎样活着等本源特征。文化是观察与认识世界的思想力量，体现精神与信仰、理想与信念的力度、广度与深度，具有难以改变的独特魅力。中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深刻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的40年改革开放，今日之中国从中南海领袖到劳动大众，对大力推动文化建设上下同欲、目标明确，定位精准、任重道远，使命担当、聚焦发力，迈入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黄金期”。如何观察大力推进文化建设这一现象？可从以下维度加以观察：

一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什么是“人”？可以从生物、精神与文化等各个层面来定义，或是这些层面定义的结合：生物学上，人是由染色体组成的一种高级动物；精神层面哲学上，人被描述为能够使用各种灵魂概念，在宗教中这些灵魂被认为与神圣力量或存在有关；文化人类学上，人被定义为能够使用语言、具有复杂社会组织与科技发展的生物，尤其是能够建立团体与机构来达到互相支持与协助的目的。综合分析，人与动物最本质区别在于人有意识，意识是人脑特有的机能，地球上除了人以外其它动物都不具有意识，只有本能。人有了意识就有了思想，所以高于其它动物。人有意识，就会思考、分是非、知荣辱、懂善恶、讲理想、有追求等，能为了创造美好的人类社会而共同努力奋斗。如果忘记并失却了人的本质属性，那就无异于倒退到低级动物行列，那无疑是人类的可悲。在我老家江苏南通一带，民间有一句话：人不像人，猪狗不如。那就是对一个人很差的评价，达到有点鄙视的程度。

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思想界、学术界一直思考研究的复杂命题。概言之，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与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永恒矛盾运动，社会发展要求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又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程度受人类整体素质制约。中华文化在社会理想方面具有“家国情怀”，中华民族古代先哲圣贤对如何做人做事有很多智慧，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内圣外王之道”。通俗讲，内圣指的是修身养德，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仁人君子，这关键在自己；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要以“修己”为起点、以“治人”为归宿。内圣与外王是辩证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不断修养才能达到内圣，只有在内圣基础上才能达到外王目的；外王实现了，内圣也就具有意义。“内圣外王”内涵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学理上解析是一个闭环逻辑体系：欲天下大同平和，先要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先要管理好家庭家族；管理好家庭家族，先要修养自身品性；修养自身品性，先要端正思想；端正思想，先要使意念真诚；意念真诚，先要获得知识，而获得知识在于学习研究认知万事万物。然后循环过来：认知万事万物—获得知识—意念真诚—心思端正—修养品性—管理好家庭家族—治理好国家—天下大同平和、世间公平公正。话说白了就是：人好，社会好；社会好，人更好；人没做好，社会也不会好！

三是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差异。围绕中华文化传承话题，我曾在台北拜访钱复先生时有过深入交谈。钱老先生认为，文化由人创造并规范人的价值认知与品性行为。台湾一直非常注重中华文化传承，注重家风家训家教，注重维系华人社会传统家庭美德伦理规则，可近些年来发生了一些令人忧虑的变化。中国人的文化主张先要学会做一个好人，成为合格好公民再融入社会；西方文化强调人的社会性，凸显个性，主张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放大到社会就是所谓民主，不能满足自我欲求就要抗争。台湾社会引入并实践这类西方价值观，一些年轻人的行为比如孤单易怒、不孝敬长辈、同性婚姻等，离中国人传统家庭观念、道德伦理、行为方式越来越远，造成大众价值认同撕裂与社会生活乱象。

回望40年中国大陆之进步发展变迁，中国人经受的身心历练，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生物意义上的“人”。40年前，大陆社会贫穷落后，国民经济频临崩溃，大众生活一穷二白，为吃饱穿暖基本生存而焦虑。第二阶段：精神意义上的“人”。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然而，不容回避的一些事实令人痛心，越来越多的反思达成一个基本认知：有些人的心病了，社会精神文明与道德水准亟待提升。第三阶段：文化意义上的“人”。伴随着物质文明建设进程，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以文化自信建设自信文化，实现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呼唤真善美灵魂回归与再造精神家园。

正是基于以上多方面因素，中国大陆在取得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谋求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全面协调发展，将文化建设提上非常重要位置。当代中华文化建设发展愿景是什么？可多维度加以观察，个人认为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社会主要矛盾看，文化建设应顺应新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重解决文化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深入社会生活，提高大众素质，丰富文化涵养，不断满足精神层面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二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看，文化建设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充分发挥“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的作用，凝聚民族精神与民心力量，使文化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支柱力量；三是从“一带一路”建设看，推动并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发展，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与精神纽带，加强沿线国家之间文化交流，为深化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文化建设应当为民心相通搭建一座座彩虹桥；四是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看，文化建设应当体现中华文明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人文精神，在破局逆全球化思潮、缓解全球文化冲突上应当提供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观点、贡献中国方案，努力建设与人们命运共同体相呼应匹配的超越国家、种族、阶层、肤色的全人类跨文化共同体。

二、当代中华文化应助力全球文化汇聚融合创新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问题是，一系列文化冲突事件在世界各地不少城市频频发生，造成人间悲剧，令人们无比困惑与焦虑。比如法国巴黎郊区于2017年11月上旬发生一件文化冲突事件，引起世界关注。法国巴黎官员和巴黎郊区的居民试图阻止穆斯林占领街道祈祷，以免造成交通堵塞和安全隐患，该要求立即遭到了穆斯林社区的强烈反对，同时族群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紧张。巴黎郊区的克利希镇共有5.2万居民，其中不少是穆斯林和新移民。当地一家清真寺因占用政府用地，遭镇政府下令关闭，并计划改建为多媒体图书馆，引起穆斯林居民不满。穆斯林群体每周五都会在未向政府申请的情况下私自占领大片街道祈祷，以示抗议。克里希镇长官带着100多名反对者，举着“停止非法占街祈祷”的横幅，在街头发出呼声，引发文化冲突事端。

事实上，文化冲突是一个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难题。这种文化冲突具体表现在：第一方面是具有普遍性，不同性质的分化具有独特的个性和基因，因此在传播、交流过程中的冲突具有普遍性，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之间难以趋同，有时可能还会产生一种误读，这在传播交流中就会反映出表达上的冲突。第二方面是具有时代性，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观念变更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一直处在发展、创新的进程当中，变化发展非常之快。第三方面是具有民族性，由于不同区域集聚主体的民族特征，哪个民族为主就代表它的文化，比如像伊斯坦布尔肯定是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这就带有主文化和亚文化特征。第四方面是具有区域性，文化的产生是以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为基础的，不同生存环境的刺激和作用，造成了人们对自身及自身以外的世界的不同感受与看法，源自于一代一代人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为基础，形成文化差异性的生命基因。

文化冲突的基本特征，某种程度上还会表现为对相同情形的认知上的不同立场与观点。比如像美国当地时间2017年10月1日拉斯维加斯曼德勒湾酒店赌场一个场外音乐节发生枪击暴行，是一起典型“独狼”事件。对这起美国最为惨烈大规模袭击，美国舆论并没有将64岁白人枪手史蒂芬·帕多克视为恐怖份子，只是陈诉事实经过，至多分析他可能精神方面发生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凡是由白人“独狼”造成的袭击事件，一般不轻易界定为恐怖主义，或者要千方百计论证是受了极端伊斯兰主义网络的影响。这成为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说明在如何认知文化冲突上有更深变量。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纪，经济全球化引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谋求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一体化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无论从范围、强度、速度，还是从多样性、包容性、共享性等各方面来说，都远远超过以前的规模，但同时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深层次矛盾等日益凸显。那么，人类到底是加剧文化冲突还是促进文化融合？不同文化能不能实现跨文化交流融合？中国西部的敦煌被称为文化圣殿人类敦煌千年莫高，道理何在？关键在于文化融合发展的力量。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学界研究达成的共识认为，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中西方文明在这个古丝绸之路上的要塞重镇会聚交融，形成一种以中华文明为主、中西文明兼而有之的文明类型，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交流融合的典范。敦煌文化向世人表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同时存在、相互融合、互相促进。

两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燕园拜访中国跨文化学科开创人乐黛云教授，先生与我畅谈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文化交流时空转化变幻，畅谈面对全球动荡不宁局面与文化融合促进人类和平进步，畅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以及如何为全球文化融合发展作出贡献等，使我充分领悟国学与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关于跨文化融合，个人的理解是以具有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的中华文化为本为根为源为魂，以学术研究、对话交流、传播推广等实现“跨文化”。

具体而言，这种“跨文化”，一是跨古今，即面对新时代新挑战新问题，着力寻求古代问题的现代诠释和转化， 使传统文化可以为解决现代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案，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二是跨中西，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延续至今的中西文化优势比较与发展路径课题，新时代国学研究既要保持其传统性与本土性，同时也要彰显它的时代性与世界性；三是跨繁简，即从中华文化浩如烟海典籍著述中挖掘整理出有利于现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以简驭繁，返本归真，发挥效用；四是跨雅俗，即文化建设应当走出象牙塔，使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大众化，让既大雅也大俗的文化能够成为劳动大众的精神大餐，服务于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修养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推进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关键是在“跨”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汇聚、融合、创新——

关于文化汇聚。文化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复杂生态系统，在传播过程中不用文化系统或文化圈之前，就经历相互交流、碰撞、吸收、调整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文化分化、文化整合、文化适应。文化分化，就是原有文化系统中会分化出新的独立文化系统，常由文化冲突而产生。通过文化采借即对外来文化元素和文化集丛的借用，加之文化涵化即通过文化接触实现文化融合、文化交流，促进文化积累与整合。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不断适应发展，文化生态实现自我进化，表现为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批判性选择、借鉴、吸收与融合。从文化生态的形成构造与平衡协调发展看，人类应当大力促动文化交流，汇聚不同文化的优势与力量，促进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关于文化融合。当下人类社会治理面临的一个焦点难点痛点，就是文化冲突还是文化融合。美国总统特朗普代表焦虑中的西方白人世界，向全球释放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激化了全球文化冲突与价值观撕裂。面对全球化发展难题，中国主张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全球文化应当共商共建共享，走融合发展之路。文化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在哪里？我个人研究所得：传承体现独特性，注重各自文化存续凸显个性特色；多元体现兼容性，尊重不同文化实现互鉴共生共存共荣；包容体现开放性，以博大胸怀海纳百川；可读体现人文性，细节精妙让人接受体味认知；温暖体现共享性，人文魅力温馨浪漫美好享受。

关于文化创新。中国大陆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瞄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目标，发挥中华文明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人文精神，运用文化的力量建设一个大同世界，这必将为文化发展提供新动能，开拓新空间。关键是文化创新，以全球人类社会治理的责任担当，努力共同建设全人类跨文化共同体。

三、当代中华文化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多种实现路径

今年11月，中国大陆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的壮丽史诗，使中国从一穷二白、经济频临崩溃边缘的绝境中砥砺奋进，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达到30%。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一发展趋势举世公认。与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相对应的是，当今国际舆论与文化传播格局仍然是“西强我弱”，中国在国际上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正面说得少、负面被夸大的境地，当代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依然偏弱，当代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亟待增强。

之所以存在这种状况、产生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一是西方媒体“他塑”形成“反差”。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以冷战思维立场观点、“政治正确”意识形态、议程设置技巧方法、揭丑报道传播取向进行传播，客观上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被“他塑”而非“自塑”，使中国真实形象与西方主观印象形成“反差”，令西方国家大众认识不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二是国际舞台没有充分“发声”。以联合国为例，在这个国际舞台或广大经济社会领域，不是人家不给中国在国际舞台说话机会，而是人家主动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会议并希望听到中国看法和成功经验，而除了官方代表出席会议外，许多人士或代表并不重视或很好利用国际发声机会。三是学术话语与国际“接轨不够”。中国学界一些学者跟在西方学术后面作解读性、注释性研究，花大力气去证明外国人理论是对的，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将永远被国际社会看不起，更不要奢望有什么文化国际话语权。四是智库专家难以与世界对话。围绕全球发展趋势、人类重大话题、世界热点舆情，智库专家在各类国际性会议、论坛等场合，参与讨论、发出声音、阐述观点、进行游说，已经成为当今一个通行的“国际惯例”。可是，中国智库学者在国际舞台上参与性、活跃度、话语权明显不够，难以在与其他国家智库人士思想碰撞中进行对话，发出中国声音等。

如何进一步加强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切实利用国际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切实增强当代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个人研究所得，可从以下多种实现路径寻求突破——

一是以问题为导向，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场景紧密结合，回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等一系列人类难题的时代之问。当代中华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应关注人类发展的全球性前沿课题，开展宏观研究，拿出创新观点，证明自己是对的，才能树立中国人的当代文化地位，让世界认知与接纳“文化中国”。

二是以比较为坐标，进行古今中外、繁简雅俗的异质文化分析研究，在世界面前展示并凸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优越性特征，让中华文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碰撞、吸收、调整中彰显魅力，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互鉴共生共存与融合发展。

三是以对话为桥梁，在与世界各国文化多元互鉴、共生共存中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当今世界，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对抗愈演愈烈，世界自然而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东方、投向中国，给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机遇。应当广泛开展跨文化对话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植根于公认国际秩序原则之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认同。

四是以传播为路径，不断增强国学与跨文化研究成果国际传播、媒体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综合影响力。要想提升国际话语影响力，就要找人家都在关心的问题发声，才会产生共鸣和效果，如果你只讲自家“独门绝活”，人家听不懂也不感兴趣，自然也不会产生影响力；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背景下的“人人传播时代”，应当敢传播、想传播、善传播，运用融媒体进行文化传播；大众传播就是要不断提升广大国民跨文化的知识水准、修养品行、道德操守、文明素养等，使满地球跑的中国人在新一轮扩大开放、“一带一路”建设、新全球化利益再平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度进程中，更好地通过生命个体承载中华文明智慧，体现发展进步中大国国民的良好素质。（此文系2018年8月30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国际儒学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作者：何建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编辑：孙欣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