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研究的兴起、发展与现状

——沈丹森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之二）

2014.5.19

萌芽阶段（19世纪）

在19世纪出现的两类重要著作，对中印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一类是中国僧人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巡礼印度时所做的记载及相关翻译和注释。一类则主要是中国人为理解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并从中汲取教训而撰写的著作。一些19世纪的翻译经多次重印、广泛发布，让一些在19世纪晚期形成的观点有了持久的影响。

过去一个世纪有关古代中印历史互动的研究，主要以19世纪出版的法显、玄奘和义净等中国僧人行记的翻译为依据。这些翻译不仅点燃了学术界研究亚洲佛教交流的热情、激发了人们对英属印度考古研究的兴趣，更为一些倡导泛亚洲团结和酝酿大印度构想的著述提供了根基。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分别是法显《佛国记》和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最早译者（先后于1836年和1853年出版），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在1894年翻译了义净法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英国学者比尔（Samuel Beal）于1869年和1884年分别将法显（和北魏僧人宋云）以及玄奘的著述译成英文。他更于1911年出版了玄奘传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译本。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也在1886年翻译出版法显著述。除这些欧洲译者外，曾在英国求学的两名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和南条文雄也发表了在欧洲和亚洲广泛流通的学术名著。

沙畹

这些译本旋即引起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兴趣。其中最著名的学者亚历山大·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他也是印度考古调查局的首任局长。据说康宁汉走访印度几处重要考古遗址时，曾携带玄奘行记。康宁汉为使用古代中国史料研究古代印度的做法打下基础。

这些研究在很多方面受欧洲帝国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影响。汉文一手文献的翻译及其在印度殖民考古研究中的使用也激发了更大规模的东方学研究，尤其那些事关“广袤、伟大”殖民帝国的项目。中土僧人的行记也逐渐成为20世纪初期在印度和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著述的一部分。就学术质量而言，被译成西方语言的亚洲古代著述，反映了19世纪法国和英国研究印度和中国的趋势。这类研究不太注重对所述之人、事开展批评性的分析，而这种对中土僧人记述全盘接受的毛病，依旧是日后中印互动研究的一个缺点。尽管如此，这些译文拉近了欧洲汉学家和印度学家的距离，初步创造了可被称为“中印学”(Sino-Indology)的中印研究子领域。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和季羡林这两位20世纪的学术领袖，都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欧洲帝国主义也在亚洲推动了第二类著述——中国官员在19世纪最后25年到印度考察时的记述。考察目的包括搜集有关印度的资料和评估英国向大清领土扩张的可能性。它们对朝廷、知识分子甚至是一些地方政府掌握英国在印度政策和边疆地区局势尤为关键。

最早访问印度的清朝官员中，由四川总督丁宝桢派遣前往考察的黄懋材于1879年3月取道缅甸入印，逗留6个月，回国后完成有关印度局势的详细报告。李鸿章于1881年派遣熟谙国际法的马建忠与英国官员商讨是否可能停止鸦片贸易。马建忠在吴广霈的陪同下于7月5日抵达加尔各答，此后巡游印度25天。他和吴广霈分别撰写了《南行记》和《南行日记》。这几部行记都是反映19世纪晚期中国人对印度观点的重要史料。在此也要指出，第一部由印度人撰写的中国历史也在这一时期面世。班迪奥帕迪亚雅（Krishna Dhan Bandyopadhyaya）以孟加拉语撰写的《中国历史》，于1865年出版。

马建忠

作者：沈丹森  陈源源  陆彩霞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