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病毒数量倍增的时间约6小时，而且每一个病毒在复制过程中都可能发生变异，这是本文依据的基本事实。另外，本文是一篇论证文章，提出的是假说，不是确证的事实，决策参考需谨慎。

人类怀胎需要9个月的时间，病毒则每6个小时就可以倍增一次。换言之，在理想条件下，病毒在9天内就可以从一颗增殖到687亿颗，这个数字大约是现今世界人口的10倍。

孔祥熙是孔子第75世孙，人类传75代需要2500年，每代间隔平均33年。假设理论上病毒每小时可以传一代（纯属假设），那么3天就可以传75代，病毒的传代速度约是人类的30万倍。

我们很难想象此刻这687亿个病毒都和它9天前的“祖先”长得一模一样，也很难想象我们30万年前的祖先和今天的我们没有区别。相反，我们有理由相信，病毒的毒力在大量复制中必然发生变化，有的变强了，有的则变弱了。

病毒毒力会自然、快速地发生变化，这和传染病大流行疫情有什么关系呢？病毒快速变异导致毒力可能快速减弱的自然现象与传染病流行的转归息息相关。上天创造了各种物种，让他们相生相克，但不会让一种物种轻易地消灭另一种。大疫之下，病毒毒力减弱就是大自然给人类留下的最后一道逃生门。下面我将进行论证。

假设第一个病人感染的病毒的毒力极大，致病力极强，致死率极高。那么，感染后病人很快会体力不支、卧床不起，甚至迅速病亡。那么，这个病人就很少有机会和时间能接触他人并把病毒传播出去。换言之，病毒的毒力限制了它自己的传播能力，越是致命的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能力就会越低。

由于毒力强、发病急、进展快，病人很快被送进医院，没有机会接触很多人，因此他可传播的主要对象就是照护他的家人和医护人员。在人群大流行之前，这次新冠状病毒肺炎和SARS早期都出现医护人员聚集性暴发，正说明了这一点。

即使这么凶猛的病毒，由于基因的自然突变，在9天内它36代中的687亿子孙里，也会有几个因基因突变而变得“善良”。这些善良的病毒一开始比例很小，很难传给他人。但是一旦传给人，很快就会传播开来，成为人群中流行的同类病毒的主导毒株。这是因为感染弱毒力病毒的人病情比较轻，更像低烧、嗓子痛、咳嗽、打喷嚏的轻型感冒，而不是上来就是肺炎。因为病情轻，病人多会正常生活和工作，有机会接触很多人，而且咳嗽和喷嚏传播病毒的效果远远大于不以咳嗽和喷嚏为主要症状的很难向外排出病毒的严重肺炎，因此轻症病人有机会把病毒传给很多人。经他们传播感染的病人也会比较轻，从而也更容易继续传播下去。

由此可见，致病力弱的病毒的传播能力会远远高于致病力强的病毒。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群里感染弱毒力病毒的人数会越来越大，并远远超过感染强毒力病毒的人数，甚至最终把强毒力病毒彻底“挤出”人间，变成人群里流行的同类病毒的主导毒株，像一般流感病毒那样在人群中不断引起流行。由于强毒力病毒的传播力弱，一旦传播性强的弱毒力病毒占领主导地位，强毒力病毒就很难再反扑“夺位”。

这也应了人的智慧，多行不义必自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更精确的估算和推演。假如第一例病人感染的是强毒力病毒的重症病人，他每5天（大约等于新冠状病毒从感染到可传染他人的时间）可传染2个人，那么在人群里传3代（即15天）就会传染8人，再传7代（即总共50天后）就会传染1024人，而且100%都是重症病人。

让我们再假设这个病毒传至第3代时出现了弱毒力的病毒并感染了一个人，并且这个人只感染了弱毒力病毒没有感染强毒力病毒，仍可每5天传染3个人，那么传7代后就会传染2187个人。这时，疫情50天过去了，人群中将会有1024个重症病人和2187个轻症病人，重症病人的占比为31.9%，比例很高。

进一步假设该病毒在人群中再传3代，即疫情再发展15天，在疫情开始的第65天后，将会出现总计8192例重症病人和59049轻症病人，重症病人的占比将会降至12.2%。同理，如果再传3代（即疫情开始的第80天后），重症病人的占比将会进一步降至3.9%，弱毒力病毒已成为流行的主导毒株。

这就是病毒（也包括其它致病微生物）和人类达到“和平共处”的方法和路径。我们可能会认为病毒太聪明了，这样就能使它的基因传播的更快、繁殖的更多。更多人可能会说，不是病毒聪明，而是人的免疫力的增加让我们战胜了病毒。从以上分析看，二者都不是，病毒毒力减弱本是盲目的随机事件，是大自然的偶然现象，并非病毒的精心计算，更和人的免疫力提高没有关系，因为病毒变弱并不需要人群免疫力的提高。

这是大自然为世间生物留下的“和平共处”之道，也是为人类在传染病大流行的灾难时刻留下的最后的逃生之门。武汉（相当于早几代）的病人比较重、病死率比较高，而武汉以外地区（相当于晚几代）的病人比较轻、病死率比较低，似乎为这个假说提供了现时的证据。

因此，前几天当我感觉到有轻症病人甚至隐性感染者可能传播新冠状病毒的时候，当我听到很多病人的传染源说不清楚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可能是好消息，因为人群里可能已经出现了弱毒力的病毒株，它们将会与我们“并肩作战”，最终把致病力高的同类“挤出”人间。但是，条件很可能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弱毒力的“战友”与我们“和平共处、长期共存”。

然而，与一个凶猛的病毒“谋和”是有斗争代价的，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斗争中失去了性命。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在谋和之前，尽可能减少这个牺牲，策略就是在谋和之前尽可能把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就目前的疫情看，谋和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到，我们尚不能放松警惕。

2月19日，在离开北京潘家园南里19号的时候，我似乎隐约看到，天幕徐徐落下，人间将坠下一颗戴冠的病毒。

大疫也启示我们：如果恶是偶然，善就是必然。

作者：唐金陵（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临床研究总监，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
编辑：顾军
责任编辑：樊丽萍

来源：临床研究与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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