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所联动”就地化解群众身边“天大的事” | “三所联动”系列报道①

本报记者 周辰

“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事就算了。”

在社区矛盾纠纷调解现场，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水电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仇相琴常收到居民如此“买账”的表态。但她心情复杂，既感谢居民理解和信任，也免不了担忧：“面子账、人情账只是一时的，就怕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矛盾纠纷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群众身边“天大的事”。如今，在水电小区，仇相琴有了好帮手，公安派出所社区民警“搭脉”，司法所司法调解员“说理”，律师事务所签约律师“坐班”，“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在这里落地落实。

“三所联动”机制融合法治思维和党的群众路线，是由公安派出所组织牵头、街道司法所协调推进、律师事务所专业支撑而形成的一种多元解纷格局，将法治资源汇聚到居委会，把情、理、法说通说透，最大限度把各类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化解在小”。

今年7月，“三所联动”工作机制在全市范围推广，目前已推动830余名人民调解员入驻派出所人民调解工作室，签约660余名律师参与调解工作。今年以来，全市矛盾纠纷化解率超过99%。仅虹口区已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3万余起，基层就地化解占比超98%，纠纷警情环比下降19.4%，信访量环比下降13.4%。

“钉”在社区的法律资源，杜绝“撸撸平”

水电小区已有40年房龄，常住人口4000余人，老龄化程度过半，矛盾纠纷很多。3年前，凉城新村派出所社区民警方芳初来乍到，发现这里邻里之间多数矛盾都源起于繁琐小事，只是居民们“分毫都要据理力争”。

究竟有哪些矛盾？仇相琴掰着手指一一列举：家庭内部矛盾、加装电梯遇阻、噪音扰民；在方芳眼里，有可能转化为治安问题的矛盾就是要扑灭的“火苗”；上海思济律师事务所主任周健炯律师的版本：相邻权纠纷、婚姻和继承问题等。三种答案反映了截然不同的工作视角。视角不同，处置重心各异，就难以形成工作合力。

仇相琴至今记得，小区开展加梯工作之初，因自己对表决率与同意率两个概念的混淆，当场被居民呛了一句“回去翻翻《民法典》”。后来，一些楼栋通过合法程序进入施工阶段，又有人坐在工地上阻挠施工，她只能好言相劝。“大半年过去了，只有2部电梯开动。”

“老娘舅”说话不管用，因为大量矛盾纠纷背后是复杂的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传统“和稀泥、撸撸平”的调解方式无法从根子上化解矛盾。同时，因为信息不畅、渠道不通，以往法律资源还是“离基层太远”，身处纠纷中的居民不知去哪找法、如何用法，加之诉讼成本高、时间长，矛盾久拖未决。

“三所联动”机制进入水电居民区做试点，这让仇相琴眼前一亮：签约律师周健炯每周三下午“钉”在小区里，宛如行走的《民法典》科普指南，提供法律咨询，也帮助协调纠纷，回应合理诉求。如今29个楼栋全部完成意见征询，7个楼栋完成加梯，10个楼栋正施工，12个楼栋开展专家评审，将惠及居民18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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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不敌众人智，联动调解夯实和谐之基 | “三所联动”系列报道②

本报记者 周辰 占悦

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水电小区，是上海这座超大城市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社区，别处有的矛盾纠纷这里一样不少，有的甚至一度相当难解。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通且有普遍意义的样本，坚持融合法治思维和党的群众路线，在实践中试点推广“三所联动”机制，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中发挥出积极作用，书写出新时代“枫桥经验”新篇章，更带来诸多启示。

“三所联动”的小样本，如何透视“社会治理”的大文章？如何在复制推广中进一步形成合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躬耕一线的实践者、参与者，最有发言权。

记者采访了来自“三所”的代表——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李栋庭，虹口区司法局凉城新村司法所副所长艾远，上海思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健炯，他们从各自经历出发，在对话、感悟、期盼“三所”机制带来的改变、取得的经验中，形成一种共识，凝聚更大合力，推动新的发展。

记者：“三所联动”机制中，各自的职责是什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李栋庭：派出所主要起到牵头与组织的作用，把各方的行政资源、法律力量等整合起来，实践中我们形成了“线上+线下”联动的工作方法。

线下方面，建立工作机制，联合司法所制定相关工作规范，明确各方承担的责任、工作流程等。推动居委会、街道、商圈建立纠纷调解室，落实实体化运作。走访社区，张贴海报，口口相传，让“三所联动”为群众所知。

线上方面，牵头开发“三所联动”微信小程序，类似于互联网医院，居民提出法律问题，24小时内有相应律师免费解答、点对点服务。还可在小程序上申请调解，直接预约线下见面。

社区工作应当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三所联动”让我们更能以群众视角来思考社区治理，而跨部门合作更是生动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同时，将法治思维融入纠纷化解工作，也是顺应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与法律意识。我们还特地考虑到年轻居民的生活习惯，运用互联网思维，通过线上渠道提升工作效率。

艾远：司法所作为基层法治工作阵地，一方面推动基层法治政府建设，也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均等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

居民区是大部分基层矛盾的发生地，“三所联动”机制中，司法所将工作触角延伸到居委会，着力培养社区干部的调处能力。譬如，在街道内搭建交流学习平台，各个片区的居委会干部互相分享经验，面对疑难复杂纠纷，由司法所资深调解员一对一开展指导，帮助解决问题；组织社区干部进法院旁听审理案件，学习诉前调解好经验做法；举行月度、季度会议，基层解决不了的矛盾统筹更多资源，大家商量着解决。

“三所联动”机制推进以来，最大的改变就是矛盾纠纷数下降了，群众遇事找法的理念提升了，这让我们的工作更有底气。当前社会矛盾呈现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关联扩散快、调解处置难等新特征，居民们对自身权利边界、依法维权、依法办事的意识更强。在传统“老娘舅”模式逐渐力不从心的时候，“三所联动”机制无疑供给了一种好用管用的新思路、新路径。

周健炯：作为律师，我的主要职责就是站在第三方角度协调解决纠纷。面对纠纷，不少居民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与此同时，一些社区干部不是法律“科班出身”，仅仅凭借长期工作经验和苦口婆心参与调解，少了权威性和说服力。

法律规定是矛盾纠纷调解的底层逻辑，律师介入一线调解，对事件中涉及的法律知识点、要走何种司法流程都比较熟悉，把矛盾分析透，权利义务关系讲清楚，以专业的角度来阐释法理，对居民来说更有吸引力，也更信服这样的调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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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门槛走进心坎，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 “三所联动”系列报道③

本报记者 顾一琼

法者，治之端也。

基层社区，千头万绪，巨细靡遗。大量矛盾纠纷也同样落于此、显于此、长于此。

因此，对于超大城市，从源头化解矛盾、定分止争，是一道更为多元、复杂的考题。

它需要更为深入扎实的群众工作，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迈进群众的门槛，更走进群众的心坎，用心用情，排忧解难，“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夯实化解纠纷的情感之基。

它指向将法治思维贯穿其间，既形成一种思想观，亦提供一种方法论。统筹各方专业力量，合而处之，针对矛盾纠纷的关节点靶向发力、持续用力，有效在前端疏导释压，形成矛盾纠纷调解、分流、处置的闭环，每一步、每个环节都有理可据、有法可依。

它更讲求系统、可靠的制度保障，以及跳出一时一域的大局观、全局观，以良法善治倡导、培育一种公共理性，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更形成一种稳定的可预期，以一域安全为全局守护，让法治的权威性和尊崇感向下扎根，亦向上生长。

据此，上海基层于实践中创设又不断深化完善的“三所联动”机制，正是这样一种有益创新与探索——有机融合法治思维和群众路线，充分发挥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各自优势和特长，击破以往单兵作战的困境，握指成拳主动深入一线，到矛盾多的地方去，往矛盾“窝”里钻，取信于民；构架起法理和情理相结合的“专家会诊”机制，整合更多领域行家里手，精准投放力量，杜绝“和稀泥、撸撸平”，让矛盾解决更解渴、更彻底；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纠纷有处可讲、困难有人可帮、群众有法可用、治理有法可依的社会氛围，助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基层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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